种粮比较效益低、难挣钱，甚至需"倒贴"，是当前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稳面积、稳产量面临的严峻挑战。
种粮收益之所以低，是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
首先，种粮成本持续上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空间，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我国化肥等农资投入成本上涨速度快于粮价上涨幅度，加之人工、土地成本不断增加，使种粮成本不断提高。根据农本调查，自2004年至今，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平均投入费用由104元/亩增至245元/亩，累计增长1.36倍，但粮食亩均产值由592元/亩增至1166元/亩，累计仅增长0.97倍；亩均土地成本从54元上涨至239元，上涨3.43倍。种粮不仅不挣钱，甚至会亏本。如黑龙江主产区目前粳稻种植每亩净利润为-112元，大豆种植每亩净利润为-193元。
其次，种粮收益支持机制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逐步建立包括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业补贴和政策性保险等一系列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为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但面临新形势，这些政策措施亟待完善优化，并形成系统、有效的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一是补贴强度较低。如目前许多地区各类政策补贴合计亩均不足100元，而粮食种植的农资等直接成本亩均500~600元，仅能补偿直接成本的20%，难以发挥政策的保本兜底作用，对保护种粮积极性作用有限。二是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有待提高。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以土地承包户为主要补贴对象，并没有根据种粮实际情况进行补贴，基本成为与种粮脱钩的普惠性补贴。三是政策的有效性、可操作性需进一步完善。如目前设计出台的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等，是对保护农民种粮利益、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的重要政策创新，但如何更加有效发挥保险政策的作用，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和绩效，还需在政策性保险制度框架上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
再次，土地资源禀赋的约束。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小，粮食分散化经营、细碎化种植特征显着，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难度大。目前我国承包耕地的农户有2.2亿户，其中粮食种植农户超过1.5亿户；户均承包土地7.1亩，地块数却多达5.7块，且耕地质量下降严重，决定了粮食生产效率低、增收难。
新形势下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使农民种粮不亏本、有钱挣、能得利，必须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构建综合、系统、有效的种粮收益保障政策体系，形成"政策保本兜底稳预期、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的基本机制。
第一，要增强政策支持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有效发挥最低收购价、生产者补贴和农业保险的协同效能，切实发挥政策对种粮的保本兜底稳预期作用。其中，农业保险是应对自然风险的政策工具，对标的农作物产量损失（即尚未产出的部分）进行完全成本或部分成本补偿；最低收购价是对稻谷和小麦两种口粮已经产出的部分进行保本兜底收购，确保价格有保障能保本、销售有兜底能卖掉；生产者补贴则是对玉米、大豆这类最低收购价未覆盖的品种进行成本保障，确保种植能保本、不亏损。当前要明确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定位是保本兜底稳预期，即确保小麦水稻生产能保本、卖粮有人收，同时做到不扭曲市场、促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品种结构优化和生产降本增效；对于农业补贴，要提高补贴支持强度和针对性，逐步将目前的脱钩补贴调整为种粮挂钩补贴；对于政策性保险，要成立类似于农业发展银行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专门机构，应加快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完善和推广，优化制度设计、改进政策操作、加强政策监督和评估，重点监测受灾后定损理赔等关键环节，确保投保者分散风险、补偿损失能真落地真受益。
第二，建立完善农产品市场优质优价实现机制，着力破除现实中优质难优价的痛点堵点，让有效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引导种植者调结构、提品质、增效益、促增收。例如，支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健康发展，鼓励延伸产业链条、推进产业融合，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支持农产品"三品一标"和区域品牌建设；支持经营主体补齐营销短板，发展会展营销、品牌营销、定制营销、电商销售等新业态，加强数字乡村和乡村物流配套体系建设等。
第三，全面推动科技兴农，依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实现"节本增效提效率"目标。例如，推进主粮作物的种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组织种源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有序推进分子育种技术、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培育高产优质、节水抗旱、多抗广适、宜机宜饲、专用特用等突破性优良品种，实现"节本、增产、优质、增效"多维统一。加强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进3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与农机装备融合和集成应用，加强粮食生产全过程监测预警、智慧管理和信息交流。因地制宜推动丘陵山区的农田宜机化改造，研发推广适用于丘陵山区粮食生产的农机装备，补齐丘陵山区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短板，提高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第四，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步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要加大力度扶持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高效率、高收益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与组织化。大力发展代耕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农机作业服务等社会化服务，通过社会化服务将大量先进实用技术集成推向普通农户和家庭农场，促进提高种粮增收能力和粮食生产效率。
（作者程国强，系大发体育平台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导报》2024年2月24日第03版）
